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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神性写作”呼唤上帝

    时间:2014-07-02 08:24:44  来源:恩典在线约稿  作者:施玮  浏览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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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“神性写作”作为一种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,近年在中国诗歌界渐成流派,其诗歌理论也渐渐对当代文学形成一定影响,这个词汇被越来越多地借用于各文学领域。当我分析这一现象,研究神性写作的诗歌理论及文本后,我从中听到的是中国文学对上帝的呼唤,是借着文学所传达出来的,这一世代中国人心灵中对上帝的呼唤。渴望回归的心意从迷茫中发出闪动、断续的光芒,然而回归的路在哪里?何为家园?

      我曾对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:文化是在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上,框架的社会表现。这个世界观就是对各种存在,包括神、灵界、大自然、人的认知,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(起源与结果)的认知。这些世界观范畴内的认知,加上它们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,就构成了文化。这些社会领域包括:伦理道德、文学艺术、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风俗、科学、商业等等。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整体的构架,但这个整体构架不是死的、固态的,而是活的、流动的。其中文学则是文化最为直接、最为感性、最为敏锐快捷的一种表现与反映。

      文学皇冠上的明珠——诗歌,作为文学写作的最高形式,她的踪迹从古至今都是文化审美及社会价值观、世界观的风标。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诗歌创作进程,从政治诗到朦胧诗;从口语诗、非非主义,到拉圾派、“下半身”写作;从英雄主义到神性写作……记录了一次又一次的叛逃、迷失、反思、回归,记录了一个民族心灵的追寻历程,记录了一个文化寻找家园的坎坷与执着。

      本文希望能借着对“神性写作”这样一种社会文学创作倾向的分析,提出基督教文学所面对的特殊的机遇与挑战。怎样构建“基督教文学”?如何以基督教文学的文本作为瓦器,让盛在里面的信仰与这个世代对话,回应中国文化、中国人心灵的呼唤,这是基督教文学的使命,也是呼召。

      “神性写作”是一个相对广泛、在中国文学史中显、隐、沉、浮,虽未明确定义却始终存在的一种创作倾向。此文中是特别截取近二年在网络上浮显的“神性写作”诗歌理论与创作的新思潮,特别以刘诚提出的“神性写作”三指标展开基督教文学对此的回应。

      一

      在百度百科的“神性写作”词条下有如此的解释:

      “神性写作作为一种创作的倾向,主要体现在诗歌作品对主观意识中的绝对真理的追求,在诗歌中灵魂的位置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在从事诗歌创作时,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,也就是将灵魂或者说绝对精神放在首位,而把带有“实验色彩”的东西如“现代性”、“后现代”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。对他们来说,诗意的本质是一种宇宙真理,诗的理想就是最大程度和范围内表现这种真理的存在。无论是诗的架构还是诗的内容,形式是宇宙规律的再现,内容是哲学和宗教统一于最高的诗艺——绝对宇宙精神,绝对宇宙真理。因此,诗意也是永恒的。(蝼冢在2003年《神性写作》一文中曾提出此诠释。)

      “作为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,神性写作的特点是在写作中表达最理想化的诗歌本质意义,诗歌的内容是精神的最高表现,神性写作往往是照耀和启示性的作品。相比之下,诗歌的写作形式则是次要的。”

      从这一新思潮的词条解释中,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界对文学技巧、语言、及内容的反思;我们可以听到人心对“绝对真理”的呼求,对灵魂以及永恒的探问。然而,诗可以成为另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吗?诗艺不可能等同于“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”,但可以理解为:让诗艺最大可能地趋近对“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”的表达,是神性写作者的诗歌理想。我认为基督教文学理应在趋近与表述“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”的努力方面,有理论与文本创作上的超前的探索与回应,使自己的具有“照耀与启示性”的作品成为一条道路,为文学,更为上下求索的心灵。

      诗歌理论家刘诚于2003年10月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“神性写作”。04年后,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“神性写作”的诗学理论文章,并发起“第三极”文学运动。他提出了神性写作三指标:向上、有益、尖锐。

      他说:“向上……神性写作的价值指针将始终指向天空。它不能用平面的思维把握,只能用立体的思维把握。神性写作准备把地面留给后现代主义,而自己向上。那里是什么?天空!”

      中国的文学因着上帝的缺席,更多地呈现出平面思维,看人看己看社会的视角,描述的关系,都是地面的、横向平面的纠缠;缺少纵向的、立体的构架。是因为缺乏启示性的照耀,故而缺乏立体的思维模式。刘诚及神性写作者们在这点上的看见是具有超越性的,然而他并未能在他目前的理论中为人们构画出“天空”,也没有给出使平面思维变成立体思维的,新的认知源、新的视角。他对天空的描写,如同所有不认识神,却对神的永能与神性明明感知的人一样:“那里,无数奇迹所在的地方……却看不透它!……却看不见它!”

      谁来向仰望的人描述天国呢?“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,虽是眼不能见,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,叫人无可推诿。”(《罗马书》1:20)当人们藉着星空怀想宇宙主宰的无限时;当人们观雨雪四季而思造物主的护佑时;当人们慕日月之光,而渴望与上天亲近时;当人们梦想效法昆鹏,体会到生命不属于尘土时,谁来将全知全能的上帝、万有的创造者、生命的真光介绍给思慕他的心灵呢?

      唯有启示,唯有“天”——造物主自己的言说,才能赐下第三者的视角,超越“你”“我”人类平面的关系与思维。在造物主的启示中,灵性与人性、灵界自然界人类社会、精神与物质……一切被造物,才有可能认知并回归原本被造的定位,获得永恒本源的意义,表现被造物的“文学”也才能最大可能地趋近对“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”的正确表达。

      只有圣经,这启示性的真理、启示性的视角、启示性的神圣者的自我言说,藉着被神圣者呼召的人,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,才能架起一道从天而垂的天梯,使中国文化的平面思维成为立体思维。才能使渴望“神性”的写作者们从风闻有神到真认识他。

      刘诚所代表的部分神性写作者意识到:“向上,意味着对平庸状态的叛离……向上,意味着对于一种高度的需要……向上,就是要取得尘世之外的第二眼光。”既然这眼光在尘世之外,它便只能来自于人类认知之外的启示,来自上帝。然而,限于自身的体验,他们渴望趋向那个高度,却同时无奈地说:“自从创世以后,上帝就从那里看宇宙,始终一语不发。”因着上帝的“一言不发”,诗人们只能祈望:“让诗成为一种净化的力量;让诗成为与人间对照的世界,成为人间的第二重天。”

      在这种祈望中,有的人竟提出“神性写作”中“神”退场。神性写作同盟的发起人蝼冢在《神性写作》一文中写道:“神性写作阐释跟神并没有多大关系,它是一种高度写作,恰恰相反,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神从诗中剔除,一切诗要表述和歌颂的都是人类自己的事情,与神不再有关系,但不排斥由于艺术达到某中高度后自己散发出晶莹的神圣之光”。

      他的本意也许是将“神”这一概念剔除,但若是剔除了人性中神性的光照,以及人对神启示性真理的体验与认知等,神性写作的“高度”就成了虚幻的。这势必使“神性写作”退化为崇尚神密主义的玄学写作,甚至“神汉写作”,而失去真正的启示性、光照性、真理性、与当下性。虽然,这种可能的趋向也许,甚至一定,不出于神性写作者的初衷。如何让“神性写作”不再寄存于“人本主义写作”的光环之下,而真正进入“神本主义写作”,这实在是需要勇气与积累的。

      面对这种从仰望到失望到迷失的渐变潜流,我认为这实在是对一个拥有圣经信仰,对其启示性真理有所认知的基督徒作家的鞭责与召唤。

      二

      今天,虽然人们还看不清上面,却已经看清了下面,厌倦了淫秽、平庸、琐碎的写作。刘诚在《神性写作:在诗歌的第三极》中写道:“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编织了没有权威、没有中心、人人平等、摆脱了传统威权统治、谁也不鸟谁的天堂图景,可是当我们按他们的教导一路走去,忽然发现前面存在着的只有一个地狱。”

      然而,当神性写作者们内心中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英雄激情,要进行“一个人与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争”时,在这种英雄主义的亢奋中,我似乎能感觉到他们内心底的一抹悲哀与怀疑。什么是他们思想与激情的立足地?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是孤立的一种文化理论,而是人类文化,人类价值观、世界观发展到今天必然的产物。若不确立一个新的价值观、世界观体系,从诗歌、文学本身寻找意义,只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,只能是有“破”无“立”。

      英雄主义的激情将因着:向内无立足之根、向外无着力之点而虚化,甚至最终造成英雄们自己的生命内伤,虽然我也曾写过“宁愿清醒地疼痛,不愿麻醉着幸福。”我非常欣赏网上文学论坛关于“神性写作”讨论中,白鸦的一段话:“暮颜在讨论时说:‘对诗歌本身而言,个人的缺席,神性的缺席,都会使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。’但我想这样说: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只因为个人的缺席,或者神性在个人中的缺席。”

      当神的灵不在人里面,当尘土做的人失去了神吹入的那口气,当人与神之间的呼吸隔断后,这一个人就已经不具备灵性层面的生命与认知,就失去了对启示与光照的领受能力,这样的作品又怎能不匮乏?神性在个人中的缺席使个人成为物质的(血肉的、尘土的)壳,它所关注的就不可能是精神层面、甚至灵性层面的,而只能是肉体情欲层面的;它便不可能向上,只能向下。

      将人与神隔开,将人性与神性隔裂,人性便只剩下物质肉欲的那一半,人起初是按神的样式(或称性情)被造,故而有种种美丽的人性特征,异于兽类;并且人是因造物主吹入的一口气,而成为“有灵的活人”。剔除神性的人,其实已经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人,圣经称为兽类人,也许正是因此文学中有“兽类写作”倾向的存在吧?

      人类思想、文学对神的认知、体验、表述,都仅仅是对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的认知与体验。这真理是神藉着被造物,藉着人性本身,藉着人类文字、语言,所启示出来的。人类文学所能表述的神性,只能是神性在人性中的启示、光照、运作等,抛开人性谈神性是不可能的。这是一种貌似美丽神圣的谎言,最后只会让文学走向混杂的“神汉写作”,或不可知的“神密写作”,这种文学“高度”是虚幻的,如同“皇帝的新衣”。

      刘诚对神性写作的第二个指标有如此激情的描述:“诗歌可能有一千种标准,一千种标准都对,可是神性写作在这里只强调“有益”。诗歌写作在当代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,有许多不同的风格,它们都必须是有益的,即有益于当世,有益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持续生活。所有的神性写作都(应当)是有益的,是与人类价值完全接轨的,因为有这个接轨而与全人类心灵息息相通。诗歌不可能救世,但必须确保不使自己有害,助纣为虐,为虎作伥。”

      当“神性写作强调道德感”时,我看到人类的文学创作,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化思想,已经退到了一个何等的底线!然而,何为道德?何为良心?何为善?何为恶?

      神性写作者提出:“神性的诗歌,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写作的,有道德精神支持的硬朗的诗歌……神性写作不是一个流派,但是倡导一种有益的共同倾向。神性写作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,强调将高贵的艺术创造纳入人类在这个星球永续发展的宏大背景,力争成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。”

      于是,何为“有道德”的人,道德尺度,人的普遍罪性,“道德”和“有益”指标的不确定性,都成了“神性写作”理论与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,更何况还有“终极关怀”、“永恒”、与“宏大背景”等等概念的定义和阐释。在此,一个基督徒作家,应有一种天赋的使命,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来传递圣经启示性、光照性的世界观、价值观构架,以文字来显映作为上帝“荐信”的,有灵的生命。道德外在于生命就成了定人罪、使人死的律法;而道德内在于生命就成了生命的尊严,以及可以改变生命的能量。

      当今,文化借着“神性写作”发出呼唤:“让真回来,让善回来……让美回来,让崇高回来;让上帝回来,让神圣的事物回来,在诗歌里全面重建对于神圣事物的敬畏。”

      我觉得基督教文学作家无法不回应这呼唤,在回应之先,我们首先要被这呼唤唤醒。是的,诗歌、文学若失去了“敬畏”,也就失去了“大美”,失去了“灵性”。而一个人,一种人类的文化,也是如此,这包括基督教文学本身。

      刘诚说:“神性写作准备让比赛在价值的平台上继续,因为有价值判断的比赛是美丽的,能在这场比赛里获胜是光荣的,因为有价值评判的比赛规则绝对正确……”谁是这价值判断的法官呢?是否有,以及怎样的价值标准是恒定、绝对的呢?宗教与哲学在此已经无法与诗学分离。绝对价值的指向、与是否能确立,成为“神性写作”生死存亡的关键。基督教文学在这场“比赛”中该展示出,来自圣经的、启示性的、恒定不变的价值平台,并展示在此平台上建造的文学之殿。

      三

      刘诚对神性写作三指标的最后一个指标,定义为“尖锐”。他说:“神性写作准备让尖锐成为必要的姿态。神性写作向存在发问,击中存在的要害部位。神性写作认为,诗不单单是一个技巧问题。诗歌的力量来自诗人的人格,是诗人的人格使诗歌强大。神性写作建议放弃纯诗的幻想。神性写作将不拒绝政治……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当代,面对当代的乐,也面对当代的苦。……神性写作认为,任何对于当代的漠视,都只能造成对诗歌的损害,从而失掉诗歌发生之根和当代生活的原汁原味。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心灵,倾听心灵的召唤。神性写作强调重建诗人的人格力量,认为在诗歌里坐着的,只有诗人的灵魂,那是使一首诗所以震撼人心的根本原因,此外别无所有。”

      那么诗人的灵魂靠什么而活?来自于何处?谁是灵魂的喂养者?什么是灵魂的食物?灵魂的存在形式?如何辩认灵魂的声音与肉体的声音……这些都涉及宗教哲学的思索与信仰生命的体验。白鸦在他的评论《神性写作诗歌研究》中,曾提到挪威易卜生写过的一句话:“生存就是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,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。”

      这使我想到圣经中保罗的感叹:“立志为善由得我,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,我所愿意的善,我反不做;我所不愿意的恶,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,就不是我做的,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,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,便有恶与我同在,因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,我是喜欢神的律;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,把我掳去,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!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?”(《罗马书》7:18-24)这是何等透彻而深入的描述,带有真理的启示性与光照性。

      另一类较倾向于神密主义的“神性写作”者,被质疑其“当下性的缺乏”,在此,基督徒文学作家是否也应当有此反思。真理具有启示性,也具有可领受性,信仰具有超越性也具有当下性。

      “当下性”中灵魂的挣扎、剖析、与审判,是不可回避与轻忽的,“神性写作”所要求的“重”正在此。同样,基督教文字是在此建立?还是在此绊跌?我们所领受的真理,如何进入“当下”、面对“当下”,在“当下”活成肉身的“道”?还是让它脱离于“当下”的生活,高高在上,“圣洁”地束在教义的高阁中?

      基督教文学作品在进入“当下”的同时,还应该有超越“当下”的,传递来自于启示之光的盼望,以及对“当下”的透视。就如保罗叹息后的赞美:“感谢神,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,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,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”(《罗马书》7:25)

      白鸦在谈“当下性”时说,“做一个不太礼貌的比喻:一流的神性写作者神性自然流露无所不在,积极影响人们的心灵。二流的神性写作者只懂神话,玩玩意象或典故,埋头苦干,当下性不足。三流的神性写作者只能算个神汉,跳跳大神,坐井观天罢了。”

      我同意他这样对神性写作倾向与作品的分类,这实在是对神性写作者的警醒,也是对今天所有宗教写作者,特别是基督教文学作者的视目以待,因为唯有基督教有一位道成肉身的救主,以道成肉身来完成救赎,以道成肉身来回应“天人合一”这一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。

      在当下性的讨论中,白鸦提到了追求“智性”与追求“慈悲”的不同境界。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对“智性”的认识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悯心怀。圣经上说: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没有对造物主的敬畏,就没有对被造物的尊重与正确的认知。那样所表现出来的“慈悲”,带着施舍的优越感,带着“自义”的罪性,本身是神圣者所憎恶的。这种以自我为神、为中心出发点的慈悲,最终仍会被自义、骄傲、无知带回对“智性”的追求,而远离了爱的真谛、远离了文学的大美境界。

      那么,谁来传递神圣至高者的心意,谁来见证基督道成肉身替死的爱,谁来诠释圣经中超越性的爱的真理呢?基督教文学作家既有别于世俗的“神性写作者”,同时也可以是他们中的一员,因着对启示性真理独特的领受与灵性生命的当下性体验,藉由写作实践来弥补目前“神性写作”的缺失,延伸“神性写作”向神的趋近。

      某诗歌评论家在关于诗歌精神和文学创作的一次讨论中曾说:人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和经验,当上升到精神关怀的层面,也许,这样的人进行诗歌创作会大有作为。宗教和哲学,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。中国至今之所以没有出现世界级的文学大家,因为中国知识份子受制于存在的捆绑,实用性、功利性太强是最大的弱点, 其写作精神还没有完全上升到世界精神的高度,缺乏人类感和人类的共通性,缺乏精神上的大气,个人的狭隘写作永远无法完成人类的精神诉求。

      面对中国文学界的反思,面对借着文学、文化反思所传达出来的,由微弱而渐强的呼唤,基督教文学作家的回应当如何呢?基督教文学的走向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人类文学、思想、生活的“当下性”,在文化文学思潮中我们的位置与使命,是不可能闭门构造的。故而,基督教文学作家理应面对当下、透视当下、引领当下;基督教文学作品应当以自己的足迹呈现道路,以自己的生命呈现生命之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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